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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卫东委员提出官员财产公示制亟须地方立法

    其它信息 加入时间:2013-1-25 17:57:10  访问量:2676

    省政协委员提交提案建议推广“黎川模式”
    提出建立审查机制并严惩瞒报行为
    时间:2013-01-23   来源: 大江网-新法制报
        官员财产公示制度被视为反腐利器,这一“阳光法案”自1987年被提起,20多年来不断撩拨着公众的神经,也成了正在举行的江西“两会”的一个热点话题。
        其实,早在2010年,黎川县就在全省率先推行新任科级领导干部财产公示制,当年,本报对此作了独家披露。看了本报报道并进行了专门调研的省政协委员刘卫东,昨日提交了一份提案——《关于推广“黎川模式”试行领导干部财产公示制度的建议》,其核心内容是:各设区市选取部分县区开展领导干部财产公示试点,新任科级、处级干部纳入范畴,建立审查机制并严惩瞒报行为,试点一年后全省推广,并进行地方立法。

    (图为刘卫东再提有关官员财产公示制度提案) 

    (图为新法制报2010年5月4日对“黎川模式”进行了报道)
        ◎等待时机
      时隔三年再提官员财产公示
      省政协委员刘卫东的另一个身份是江西求正沃德律师事务所主任。
      2010年1月,刘卫东在省政协十届三次会议上,提交了一份题为《关于创新方法加大反腐力度的建议》的提案。
      “当时,我提了7个方面的建议,建立官员财产公示制度,放在第一条,还包括网络反腐等内容。”刘卫东告诉记者,省纪委、省监察厅对他这个提案很重视,在办理时,带领相关部门和人员上门沟通和答复。“他们在答复中说,省里正在着手前期准备,打算开展小范围的试点。”
      “我提建议的时候,黎川当时还没有进行试点。”刘卫东对记者说,“黎川模式”是一大进步,有很多亮点与突破,比如把所有新任科级干部纳入其中,把工资奖金、住房、私车等12项内容都进行公开,并在广场上进行晾晒,及时回应了公众的关切。
      1月22日,黎川县纪委副书记、县监察局局长杨应庚说,他们一直在坚持这项改革,从2010年4月至今,共有240名干部晒家底。
      刘卫东介绍说,2011年和2012年江西“两会”时,他曾有过递交该提案的想法,但又觉得时机尚不成熟。十八大之后,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就反腐问题密集发声,以及传递出来的一些新风和信息,让他觉得“阳光法案”落地有了曙光。
      “新一届中央领导层上任以来,推出了8项规定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展示了强烈的改革信号。”刘卫东说,江西则及时落实中央规定,也出现了一些新气象,“我觉得现在提这个提案,时机成熟了”。
      ◎先行先试
     “江西已具备试点和专门立法基础”
      早在1987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的王汉斌明确建议建立国家工作人员申报财产制度;199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将《财产申报法》列入立法规划……20多年过去了,“阳光法案”依旧停在纸上。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有阻力。”刘卫东表示,腐败的官员肯定反对公开自己的财产。而不露富是中国传统观念,社会上的一些“红眼病”、“仇富情结”,也加重了一些官员公开财产的心理负担。同时,随着物权法的实施,一些官员以涉及隐私权为由拒绝公开。但这站不住脚,公职人员作为公众人物,掌控了公共资源、行使着公共权力,其任职、廉洁密切相关的信息,不该是隐私。
      刘卫东说,另外就是技术层面的原因,正如中纪委所说,当前社会诚信体系、信息统计体系缺失等。“但这不能成为不出台‘阳光法案’的借口,相关试点能在各地成功开展便是例证。从查处的腐败案来看,很多腐败行为是因为监管制度的缺失,如果借助‘阳光法案’,则可较好地实现制度防腐、源头治腐,从国际上来看,也是一种趋势。”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姜明安曾撰文指出,目前,我国制定“阳光法案”,建立官员财产公开申报制度的条件应该说基本具备了。
      在“阳光法案”未落地之前,网络反腐却每每奏效,“表哥”、“表叔”、“房哥”、“房婶”等不断被人肉搜索。
      反腐专家、中央党校教授林喆认为,这确实是反腐的一种力量,但这种零敲碎打的外围监督,只能是揪出个别贪腐干部。要根除滋生腐败的土壤,需要制度保障和法律支撑。
      而在寻求制度保障方面,一些地方从2008年开始,陆续尝鲜,新疆阿勒泰地区是全国首个尝鲜者,江西黎川则是第八家。目前,全国有27个市、县(区)开展类似试点。
      刘卫东认为,江西作为革命老区,拥有井冈山、瑞金等多个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反腐倡廉工作走在全国前列,这些年也推出了一些创新举措,比如出台全国首部地方性的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办法”,再加上“黎川模式”已经比较成熟,可以说,具备了开展试点和专门立法的基础。
      ◎提案建议
      各设区市都须试点力争“十二五”全省推广
      在刘卫东提交的这份提案中,围绕推广“黎川模式”,共提出了8点建议,其中明确,建议试点时以新任科级、县处级干部为主体,时机成熟后,推至所有现职科级、县处级干部,“试点应该是由易及难的渐进式过程,不能走得太急,用专家的话来说,这是一项‘增量’改革,把公示对象锁定为新提拔干部,阻力要小很多,时机成熟后,由‘增量’推及‘存量’,最终形成常态机制”。
      刘卫东建议,该项试点要制定时间表,试验期限以一年为宜,争取“十二五”期间能够全省推广。为了给今后全省顶层制度设计提供更多参考,建议每个设区市都要进行试点,由各设区市选取条件成熟的1~2个县(市、区)率先试点。
      在公开形式和范围方面,刘卫东提出,借鉴“黎川经验”,在单位内部公开、网上公开和广场等公共场所公开同步进行,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
      其实,从1997年开始,我国就开始实行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要求副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向组织申报收入、房产等收入。
      北京大学社会系博士于长江、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透露,这只停留在申报层面,填完了表,就锁进保密柜,从未公开。如果只有申报,没有公开,官员就没有压力,也就丧失了公众的监督作用,这一制度将流于形式。
      刘卫东在提案中说,建议在上任时公开财产后,每年都要再次进行公示,让公众监督其财产情况变化,可以进一步遏制腐败。
      其实,黎川县已在这方面已有探索,目前多名干部在2年内实现了2次公开财产情况。如黎川县烤烟办主任周永华,2010年,他从县委农工部副部长升为主任科员时,第一次公示了财产;2012年,他任职县烤烟办主任时,又一次公示了个人财产。
      ◎亟须立法
      设审查机制严惩瞒报者
      稍显遗憾的是,新疆阿勒泰、湖南浏阳等地的财产公示试点多数已夭折。有的是因遇到阻力,导致虎头蛇尾;有的则是因靠领导个人推动,领导一走,后续动作便悄无声息。
      竹立家认为,这些地方试点陷入停滞,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缺少法律支撑,有了法规或法律,“阳光法案”就不会因换届、换领导而无疾而终,因此试点制度要及时转化为法制保障。但目前只有省会城市和省级人大机关、政府拥有立法权,因此在省级层面可制定一部带有强制性的地方性法规。
      刘卫东也建议,试点结束后,要开展相应的地方性立法。将一些好的经验写入法规,以法规强制推动施行。
      “这部法规,要明确公示成员至少应涵盖官员本人、配偶和未成年子女,更要明确哪些财产需要公示。而且公示财产的范围尽量宽泛和明细化,要包括房、车、存款、珠宝、名牌手表、股票、基金和演讲收入、课题收入等。”刘卫东表示,如此则可尽量避免灰色财产的“漏网”。立法时最好明确:官员所申报的财产就是其承认的合法财产,而那些没有申报的部分则属于非法财产,要收缴并严惩。这种严惩措施分情况实施,在规定期限内,上缴非法财产者,应当赦免,今后也不予追责;对于除此之外的瞒报者,则要严惩,要进行责任追究,可以是党内警告、行政免职,甚至追究刑事责任。
      连续7年提交有关《公务员财产申报法》建议的全国人大代表韩德云,也持类似观点,他提出了一个“3年豁免期”的概念,给瞒报者一个改过的机会。申报对象在3年过渡期内不主动上缴违法违纪收入,要进行处分。但他这一提法,争议声较多。
      刘卫东还认为,法规中需要对官员财产申报审查机制进行明确,严防漏报行为。除了纪检监察机关“把关”外,还要出台与法规相配套的制度,如房管、国土、车管所、金融机构等部门建立协同联动机制,这些单位有责任配合纪检监察机关进行相关审查。
     
                                                 文/首席记者全来龙◎图/记者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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